一
在1939年10月，《共產黨人》雜志的發刊詞中，毛澤東主席回顧了18年來的革命斗爭歷程，并提出“統一戰線、武裝斗爭、黨的建設”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過程中戰勝對手的三大關鍵策略。時至今日，這“三大策略”并未過時，其重要性反而愈發凸顯。若缺乏對這三項策略的深刻理解和適應時代的發展，可能會為我們黨和國家的事業發展帶來不確定性。而領導力是貫穿這三大策略的核心要素，它作為社會關系的核心紐帶，決定了組織的競爭力、成員的進步性和整體的戰斗力。在經濟、社會、科技領域遇到的問題，往往可以追溯到領導力的不足。
自改革開放以來，我們黨面臨的主要挑戰已從建立和鞏固新政權、確立基本政治經濟體系轉變為如何從“革命黨”成功轉型為“執政黨”。
鄧小平理論、“三個代表”、“科學發展觀”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來的，極大地解放了黨和全社會的思想，發展了先進生產力。進入新時代以來，全球處于深度調整之中，推進偉大斗爭，謀求偉大復興，總書記要求全黨“時刻保持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清醒和堅定，把黨的偉大自我革命進行到底”。
他說，“百年大黨長期執政，思維慣性、行為惰性客觀存在，一些老觀念、老套路、老辦法容易相沿成習，隊伍不斷發展壯大也帶來干部良莠并存、參差不齊?！笨倳洀娬{，應對我們黨長期執政帶來的重大挑戰，必須要回答好六個主要問題：“如何始終不忘初心、牢記使命;如何始終統一思想、統一意志、統一行動;如何始終具備強大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;如何始終保持干事創業精神狀態;如何始終能夠及時發現和解決自身存在的問題;如何始終保持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?！苯鉀Q的根本之道是什么?總書記歸結為“由人民監督政府”和“持續推進黨的自我革命”。
我理解，“如何始終具備強大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”是一切問題的關鍵?！肮P桿子”、“槍桿子”、“錢袋子”靠理想、信念、政策和策略來架構，起核心作用的還是領導力，它集中反映在我們黨應選用什么樣的人才、唱什么樣的調、推進什么樣的發展道徑。
說得更直白一點，就是“仗怎么打，兵怎么練?！?月27日，我應邀在湖南省委黨校與教職工交流時，將“朱日和合同訓練基地”與黨校的功能并列，所講解的就是總書記的“面向使命任務”訓人育人的理念。戰爭形態發生重大變化，我軍就瞄準推進新質全域戰斗力;科技經濟社會形態發生重大變化，我國就瞄準新質生產力推進發展轉型?！靶沦|生產力”不是一個發明創造，而是對生產力演進進程的階段性、變革性、躍遷性的一個定性。二近來，市面上有不少將“新質生產力”曲解、甚至誤解的，這不是健康的社會現象，也極不嚴肅?！靶沦|生產力”學說由政府傳導到民間，原本就是中央對發展趨勢和策略的方向性引導。不明就里地高談闊論，甚至還生造衍生概念，語不驚人誓不休，這是典型的熵增現象。過度解讀“新質生產力”幾個字本身，等同于“手指月”般的無知和虛偽。如果我們的社會風氣和學術研究水準就是這個樣子，不但不是進步，而是一種諷刺。分析、界定生產力演進狀態，是一個嚴肅、縝密的科學體系、系統工程，是對科技、經濟、社會、政治等全景式洞察，也絕非一個“全要素生產率”等公式就能概括全面、包羅萬象的?！靶沦|生產力”由現象到涌現，是基礎科研、技術創新、場景開發的融合，特別是通用人工智能技術的重大突破，極大地縮短了各領域技術迭代周期，從而實現躍遷效應。兩年前，一些人渲染“元宇宙”概念，是有其商業目的的。
全球各類嚴肅的學術平臺、科技媒體，從來沒有將“Metaverse”視為技術革命的熱度重點，一般認或許若干年后可能會是。而在我國，所過度渲染的“元宇宙”，其實就是將VR/AR披一層馬甲，用UE(虛幻引擎)之類的生成“虛擬人”或虛擬社會場景，出幾本暢銷書，就能在資本市場上割韮菜、收“智商稅”。許多產品的創新開發只不過是應用開發，當年UE開發出來時，或許稱得上新質生產力。政府層面因應“新質生產力”最合理的舉措應是什么?是用政策文件、理論文章、官員講話進行大言其道地宣貫，還是給各類“領用”新質生產力的人士、機構給予財政補貼、名譽頭銜、要素分配機會?這都不對。政府層面真正應該做的，是刷新對科技創新活動、對新經濟業態、對新型創新主體、對新型商業模式、對新社會治理的認知;是有效更新各級官員的知識結構，保持和強化對專業問題的熱情、對基本規律的尊重、對常識的敬畏。歸結起來，關鍵是推進領導力升級。三領導力是針對各類領導者而言的，也就是說了作數的關鍵少數。有的地方，政府財力、社會民力，之所以抗風險能力低，抗周期能力弱，問題基本上出在關鍵少數身上。有的老百姓甚至認為，只要他們不瞎搞就謝天謝地了。
當前，從社會學視角觀察我國各層級、各領域的領導力，目前面臨的主要挑戰有：一是看不見真正的變化。他們很容易聽到樹林子里的嘰嘰喳喳的場景，卻誤以為這就是大千世界生態演進的全部，以為就掌握和了解了事情的整個進程，以為用他自己的知識結構就可以解構日新月異的變化。有的將自己擅長于某個專業體系的能力平移到別的專業體系，似乎行得通，其實這是風險很大的，一定要有實事求是的底層認識，否則會造成一系列的被動、甚至損失。
二
是看不懂真正的技術。雖然主觀上愿意花時間研究技術問題，但作為非專業人士所能理解的信息總是有限的、局部的、視角也是不全的，許多新東西本身就不確定，處于快速演進之中，有時連稱謂都管不了多久。
但是由于他們掌握了話語權，一句頂很多句，因而就會帶來連鎖反應，下面的人就習慣性地跟著領導講概念、講愿景、大談理念，自以為講對了。還有的干脆就以自己不懂就不去懂了，避之而不及，不管它是不是有生命力、有成長性。
三
是不會推真正的轉型。轉型的實質是什么?是新瓶裝舊酒?是老牛拉新車?基本可以否定這種情形。因為支持轉型的力量要么是需求驅動，要么是技術創新，要么是賽道消失后的“逼上梁山”。有不少經歷市場周期洗禮后還活著的企業，他們之所以能活下來，可以說是拿命換回來的，也就是說，推進轉型個人有風險，不轉型對地方、對企業有風險。試問，有多少人愿意賭上前途去推進一個地方的發展轉型?
這三類情形不僅出現在政府身上，也出現在企業身上。有的企業領導者撈足滿足于個人的商業、政治資本后就思想僵化、固步自封，自甘墮落的程度難以想象，經營、管理不善就怪政府、怪員工，卻不找自己的原因，出了大問題甩給政府，自己過他(她)的逍遙日子。因此，領導力跟不上時代的變化、跟不上形勢的需要，是必然會制約生產力的發展，更談不上對新質生產力的領導、談不上有效領導經濟發展轉型進程。
四
那么，怎么看待構建系統性新型領導力，推進公共治理、社會發展層面的領導力升級?
首先，領導力與實事求是正相關。學歷高、能力低的負責干部不在少數，在地方上很難服眾，有的根本不懂帶隊伍，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負面效應，相反壓制了基層優秀干部的積極性和上升通道。相應的，學歷不突出、歷練很豐富、能力很強的干部也不在少數，他們過早地遇上“天花板”。干部選拔制度只要不實事求是，就會出問題。市、縣兩級這方面的情況比較明顯。
其次，領導力與領導角色正相關。領導是當不好“運動員”，也當不好“教練員”，但一定要當好“裁判員”和“領隊”。不是不會當，而是不能當，領導者不需要將自己塑造成“萬用表”、“萬能工”，比誰都高明。公權性影響力本身是崗位平臺帶來的，實施領導行為一定是合乎其角色需要、契合工作任務、體現發展和治理規劃。
再次，領導力與專業共識正相關。專業共識是一種長期修煉的養成，是領導者保持對技術和專業精神的敬畏。除非領導者本人曾經親自下場做過專業性很強的工作、并取得過卓越的業績，否則就應盡可能少地對一線創新活動作專業性指導，而應主要從社會生活的真情實感中，建立真切的認知體系，說人話、聽人話。
這些天，海南三亞開了一場盛大的國際文創周。推進“以村民為主體的綜合營造”的著名建筑師王求安，在40米長屏上打出了標語“為國家分憂、奔赴廣闊天地、實現個人理想”，感染了上千位一線的操盤手和政府與會領導。一場民間舉辦的盛會，卻由政府唱戲、圈人、圈項目、圈錢，這才是雙向的奔赴、共振、破浪。
綜合以上分析，要促進新型生產力的發展，形成新型的生產關系，關鍵在于打造適應時代的政府與社會新形態領導力。
